革命战争年代，太岳部队的后勤供给十分困难。尤其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对太岳抗日根据地实施“三光政策”，加之国民党的封锁，根据地军民面临空前的物资危机。当时，人民子弟兵每人一日5分菜金，一斤粮食，每月一至三元不等的津贴，随着战事紧张和部队人员的增多都难以保证供应。在此情况下，部队除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克服一切困难，建立后方供给基地外，大部分物资主要靠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提供。
为保障军需，太岳军区在阳城县的青龙、润城，沁水县的瑞氏镇，晋城和济源等县城成立了秘密留守处、办事处等机构，负责筹集粮款、保管军用物资。济源的北社村地处晋豫交界，隐蔽太行山余脉，便于物资中转，军需仓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的。
军民同心支前急
“军爱民如亲，民拥军似火，支前路上同甘苦，军民团结如一人”，是支前工作的生动画面。“最后一碗米，送去当军粮；最后一尺布，拿去做军装；最后的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上战场”，这首民谣正是根据地人民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
勤劳勇敢的豫北根据地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们宁可勒紧裤腰带、披着麻袋片，自己饿着、冻着，也要想方设法让前线的战士吃饱、穿暖。“军民携手筑长城，支前路上信念坚”，为支援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众多的支前工作中，军鞋供应因其紧迫性与持续性，成为根据地妇女最繁重也最光荣的使命。每当接到任务后，村妇救会都及时组成“做鞋突击队”，成立服务组，任务到户，责任到人，既有分工，更有合作。妇女们白天下地劳动，夜晚在昏暗灯光下通宵赶工：纳鞋底时要把麻绳在嘴里抿湿增加韧性，手指被勒出深深血痕，上面常结着盐霜；煤油灯将她们的影子映在墙上，针脚在布面上密密麻麻地延伸，直到雄鸡报晓才短暂歇息。缺乏鞋料，大娘们拆掉给自己备下的寿衣，大嫂们拆掉珍藏多年的嫁妆棉被，只为多纳一双鞋底，多做一双军鞋。早日完成支前任务，让战士们穿上结实鞋子多杀敌人。
毛岭村军鞋运输队
在坡头镇毛岭村有一支特殊的秘密送军鞋队伍，在李德保的带领下，不定期将村里做成的军鞋运往北社村的部队军需仓库，再转运上山。李德保，字连峰，毛岭村人，时任太岳四分区司令部警卫员。1944年，李德保受部队委派，以毛岭村抗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点，为部队征集军需物品。
2026年5月5日上午，济源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原会长原有升一行，来到轵城镇李太岭村，专程看望了生活在儿子家里的杨秀花老人。杨秀花，1930年生，现年96岁，毛岭村人，是当年毛岭村送军鞋队伍的成员之一，她回忆道：“当时我们都是十四五岁的学生，在学校里都是少年先锋队队员，有的还是共青团员，我们思想进步，表现积极、勇敢，小小年纪就学会了纺花织布，染（灰）布，帮助家人为部队做军服、军鞋。任务完成后，在李德保老师的带领下，记得在四四年的春、夏、秋三季，往济源北社的军需仓库送军鞋。”
“李老师是部队派来的人，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杨秀花说，“送军鞋时，除了李老师用肩挑外，同学们都是用包袱背，每人背十五双军鞋，都是秘密的。那时交通不便，全靠步行，我们都是沿着崎岖不平的山间小道，走一百多里路，途中在承留镇一带还要经过敌占区，通过封锁线，遇到日军巡逻队就躲进山沟、山洞里，用茅草掩盖军鞋，有时整夜不敢出声，来回一趟需要两天多的时间。”
杨秀花还清晰地记得同行的伙伴：李秀英、李荣香、赵英歌、吴长英、李风、李画等。她说，“为了完成任务，在困难面前我们总是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再苦再累也没有怨言，相互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烽火岁月的记忆
回忆起当年的经历，杨秀花老人依然十分激动，她讲述的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令在场的人为之动容。
杨秀花说，“当年我们使用的纺花车、织布机现在还保存在老家里”。她还讲述了用芝麻秆作原料烧灰为八路军染灰布的经历（八路军服装的颜色）。拜访的当天下午，杨秀花老人又回到她的老家——毛岭村，去看她那心爱的纺花车、织布机，并留影纪念。她说，“我这一辈子和这些物件结下了不解之缘，每次见到它们都感到亲切，纺车的嗡嗡声犹在耳畔，织布机的节奏仍在心头跳动——这些老物件陪伴我一生，它们是我在那段烽火岁月里最难以忘怀的记忆。”
杨秀花的记忆，是济源老区人民支援抗战的缩影。从军鞋到军装，从运输队到封锁线，平民百姓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八路军的“后勤长城”。这些老物件与口述历史，正无声诉说着：“胜利不是孤军作战，而是千万个‘杨秀花’用坚守与奉献写就的传奇。”（济源市老促会 李继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