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氏县老区建设促进会筹资并精心打造的建党早期的卢氏县三次围城斗争展示室终于面世了。在纪念建党105周年的红7月，笔者参观了这个有着建党早期珍贵史料的展陈厅，映入眼帘的是中共中央早期机关报《向导》对卢氏县农民武装围城斗争的报道。
《向导》周报是经党的二大决定，于1922年创刊的党中央机关报，由蔡和森负责编辑。
1924年5月，《向导》周报第2集第69期，刊登了时任团中央书记的党的一大代表刘仁静撰写的《河南卢氏县人民对军阀之反抗》（简称《卢氏之反抗》）文章。
刘仁静（1902—1987），湖北应城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时带头爬窗入曹宅为群众开门的学生。1921 年出席中共一大。1923 年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敏锐发现群众的创举，善于引导和组织群众，“扩大加深此种运动之意义，乃是革命党的职责”（见《卢氏之反抗》）。刘仁静写到：“几令人疑惑中国没有解救的可能，只是知识阶级在论坛上作软弱的反抗声音了”，凡是遇着“示威的实际行动，我们非常注意。以为此种反抗虽然零碎，细小，然而国民革命运动之萌芽潜伏于此。扩大加深此种运动之意义，乃是革命党的职责。我们本着此种眼光，竟在近日的报纸中得着一可惊喜的消息”。“为使河南人民的革命热潮充分表现起见，特将（《益世报》刊登）通信原文全文引出。”
《卢氏之反抗》报道：1923年初，陕军赵树勋团及郭金榜部5个营共2000余人进驻卢氏县“剿匪”。赵团原系陕西土匪改编，军纪恶劣，匪性难移。来卢后不仅从未剿匪，反而通匪、收匪、放匪，到处绑票抓人，抢劫掳掠，奸淫残杀，肆意妄为，作恶多端。赵、郭二部每月将近3万元的沉重军饷以及粮草、杂支，令卢氏县百姓难以负担。而赵、郭二部私设公堂，对欠交粮款的农民，轻则捆绑吊打，重则捕入监狱，农民哭号之声，惨不忍闻，因以毙命者日有所闻。
县中医院退休医生李长厚是卢氏县农民三次围城斗争总指挥李仲美后人。笔者采访时他说：爷爷李仲美是个思想进步的中医，生于1879年，1953年病逝时他才8岁多。听父亲说，当时本家亲属中有几个年轻人在北京上学，经常给爷爷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李大钊、陈独秀的革命活动，给他以进步影响。爷爷常说：“俄国人所走的道路，中国也可以走。要彻底改变世事，必先打破贫富不均”。加之他精通医术，经常舍药行医，在地方上有一定威信，因此卢氏县农民一致推举爷爷为反暴斗争的首领。 他亲自编写《讨赵歌》，历数陕军十大罪状，组织农民进行反抗。
《卢氏之反抗》报道：1923年8月，卢氏县严重干旱，秋收大歉，粮价飞涨，加之赵团狂征暴敛，人民难以为生。李仲美等人一经联络发动，全县便立即响应，嵩县、灵宝、洛宁和陕西商洛等县的农民自卫武装也赴卢支援。近10万人手持刀枪，从四面八方集结到卢氏城郊，将县城团团包围。镇守使丁香玲等慑于民威，不敢贸然派兵镇压，只得派代表到卢氏县调和。经过谈判议定：一、郭金榜部全部调走；二、赵团军饷杂支减去一半，每月供洋7000元；三、以后不准军队随便下乡收款捕人。”至此，第一次围城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
第二次围城斗争，发生在1924年农历正月。导火线是赵团违背谈判议定的条款，继续下乡敲诈勒索，收款抓人，激起了更大的民愤。过罢春节不久，四乡农民再次集结县城附近，强烈要求赶走赵团。赵团的上司亦不敢派兵镇压，再次派员到卢氏县谈判议和，答应不再让卢氏农民交纳赵团军饷。第二次围城斗争又取得了胜利。
第三次围城斗争，发生于1924年4月。二次围城议和后，赵团将军饷全部转嫁给城内居民。4月初，城内居民向农民求救。在一次求救大会上，许多人登台演讲，号召全县人民团结奋斗，驱逐军阀。时有义士王君、周君于开会求救时，当众自戕，以死求援。群众悲愤激昂，气壮山河。消息传开，全县农民无不义愤填膺，又将县城团团围住。吴佩孚、丁香玲等直系军阀头子纷纷派员赴卢，这些派员也被围在卢氏县城中，只能进不能出。吴佩孚只好低头屈服，面谕河洛道官员吴仲文到卢氏县劝导，议定赵团移防，一切开支费用悉请官方发给。双方各具保证书，确保信守。为达到驱赵目的，围城农民调遣部署，分别把守县城东、南、北三面，让开西面大路放赵军撤退。赵团在一无援军、二无粮草的困境下，只得夹起尾巴，从西撤出卢氏县境。
卢氏县农民三次围城夺取最后胜利，是大革命早期全省乃至全国发生较早的一次农民武装斗争。尽管这次斗争目前还没有定论是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但却是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三大路线影响和推动下发生的，并很快就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
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以《河南卢氏人民对军阀之反抗》为题，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上对卢氏农民暴动给予高度评价，称其反抗军阀的英勇行动“至少比通一纸电文，做几十篇文章效力大过百倍”，表明中国共产党高层对此次农民暴动持肯定和支持的态度。
1926年9月，刘仁静受党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1951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198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是年“七一”前夕，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并特发专稿《访问刘仁静》。1986年，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87年8月5日去世，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卢氏县农民围城暴动的领导人李庶琨，字仲美，祖居卢氏县城东郊西湾村。他自幼勤奋好学，满腹经纶，特别是对中医中药有较深的造诣。先生虽出身官宦之家，书香门第，但很早就对满清的腐败，民国初年的军阀混乱，极为不满，立志不进官场，洁身自好。年轻时他曾拥护过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主张，致力改良时弊，因当时历史条件所限，无能为力。他也积极拥护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民国的黑暗政治又使他陷入了矛盾和苦闷之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五四运动席卷神州大地。先生的家人侄子、侄女多人及家属中有多人在北京上学，每逢放假回家，或平时书信往来，常给先生以进步的思想影响，故使先生时常受新思想的洗礼，观念为之发生了很多变化。他常对人说：“俄人之道路，亦是国人之楷模，走大同之路谓之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欲均贫富，必先铲除为富不仁之徒。”均贫富的思想不断指导着他的人生实践。
1920年，卢氏县大旱，粮价飞涨，民食不果腹。先生从自家做起，开仓济民，并动员其他富户赈济灾民，被饥民交口称赞为李善人。农民围城暴动期间，许多聚义费用，均由先生供给，并未向群众摊派，不仅耗尽家中钱粮，就连城内“忠义公”商行也为此而破产倒闭，还托管家马寅子借了许多外债。马寅子耽心外债太多，劝阻不让再借。先生大发雷霆：“烂了我‘忠义公’，烂不了你马寅子，你怕啥？”先生舍己为民，仗义疏财，有过于卜式子输财救边。暴动胜利后，先生并不居功邀赏，而是埋名避嫌。他离开家庭，到大石河一带山中隐居，施药行医。
1927年，李大钊同志遇难，慷慨就义。在北京上学的青年传回这样一幅挽联：“南陈已囚，空叫前贤笑后死；北李若在，哪用吾辈哭先生。”仲美到处传诵，以表悼念之情。可知先生当时对共产党领导人遇难是极为关注。
古人云：或为名医，或为良相，济时匡世也。先生深受其影响，常曰：“不能医世病，但可治人疾。”先生是在当时政治黑暗的情况下，才投身于医药研究的。其长侄李士伟，本已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由于先生厌恶官场，便动员他改学医科，毕业后在北京协和医院为名医，对医学研究颇有贡献。此人后从上海到美国侨居，为医学博士，80年代逝于美国。他家的几个儿女，无论跟他出国在美国和加拿大的，还是留在国内上海和杭州的，均从事医疗工作和医学研究，这与先生的思想影响有直接关系。
先生行医治病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给富人看病多要钱，给穷人看病少要钱或不要钱。就连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薛湛然、县三青团干事长麻志异请他看病也照样要钱。他这种不畏权贵的言行，伏牛山乡民人口皆碑。就连与先生有至亲的薛七先，因他家较富，且处事不仁，给他看病也不少分文。有人认为这是“六亲不认”，先生却正色说：“土豪劣坤乃多为不义之财，吾用不义之财办有益之事，何乐而不为？”同时，先生给穷人看病，都向来不收钱。有时听说某个穷人有病，还亲自送药上门。为之，先生看好的穷人无数。乡民感激涕零，有送上点麻片、点心表示心意的，先生坚持不收。特别是到了晚年，他在大石河一带隐居时，无论是至亲挚友或家族自己，凡有钱有势之户，给他送东西一概不收，谓之立志自食其力，基本上和家庭断绝了关系。
他自己终生不进官场，也反对后人给国民党做事。抗战后期，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躲在卢氏山区偏安。当时刘欲委任仲美之子士倜当卢氏县长，借此与先生兄长伯良拉政治关系。先生当面对子严加管束，不让其为官，并引用古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之句，告诫其子应赴前线抗日，不可助纣为虐。
先生对穷人则极具同情之心。凡山里乡民到其家卖柴，他总是叫子女家人把秤过高些，价钱算高些。如遇饭熟，还诚留卖柴人到家吃饭后再回。有一次家人刚吃过饭，卖柴人来了，先生叫家人取馍倒水给卖柴人。为之，先生常对子女说：“话要说给知人，饭要送给饥人。千万不能饱汉不知饿汉饥。”早年有位年轻人叫任小模，在其家干过几年杂活，先生对他象对待子侄一般，有空就教他认字、学医，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后来，这个人成为各科都比较通达的乡医，踏着先生的足迹在文峪一带为山民行医治病。
正是有这些高尚美德，使先生更倾向于仁义之师的革命军队。红二十五军及红七十四师在卢氏县活动期间，先生常常夸奖红军秋毫无犯。特别是1946年李先念中原突围部队在卢氏县建立了四地委及专署、分区后，更使先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希望。此时，先生已近暮年，但心境颇好，常说：“华夏有望了，该天翻地覆改朝换代了。”并常书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条幅，以表心态。同时，先生还卖地十余亩，派人到上海购买药品器械，并在文峪街上贴出告白，自愿为受伤战士医伤治病。告示上的落款是李仲美及医徒李子谦。
尤其是我军三打抱犊寨，先生更是倾其所知，为我军出谋划策。位于卢栾交界的抱犊寨四周皆是悬崖，只有狭路可通，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1946年11月22日，李先念所部的四分区主力一打抱犊寨，因故未克。1947年12月初，三十八军某部二打抱犊寨，亦未克。1948年8月，豫西军区三打抱犊寨。我军于8月22日完成合围开始攻打，然直到8月底仍未攻克。为寻找攻寨的良策，李静宜司令员等登门拜访在这一带隐居的仲美先生。先生有指挥卢氏农民三次围城的军事经验，且十分熟悉抱犊寨的地形及火力装备。他详细介绍了该寨情况，建议只能智取，不宜强攻，并具体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指挥部采纳了先生的建议，于9月22日拂晓攻克抱犊寨。胜利后，我军领导登门谢先生之功，然先生已不知去向。
在中原我军占领南阳后，先生欢欣鼓舞，给解放军送了一幅对联：解放卢氏南阳势如破竹，打垮蒋家王朝落花流水。1949年春，淮海战役胜利捷报飞传，吴国庆区长在文峪上庙召开群众大会祝捷。先生亲自拟书对联贴在台上以示庆贺。对联是：望大家送子送弟齐参军保卫家乡，愿同志再接再厉把胜利推向全国。真可谓真知灼见，情真意笃。
新中国成立后，仲美被卢氏县人民政府作为开明士绅，邀请参加有关会议。先生积极踊跃，还动员其他士绅参加，为新政权做事。此时，先生常自责自己生不逢时，觉悟太晚，恨自己已近残年，无法效力。暮年之时，仍坚持阅读毛泽东同志传略等革命书籍，学习革命理论。可惜先生虽胸怀大志，愿为人民多做些事，但体不能支，于1953年仙逝。
亡故前，先生遗言死后不要棺材，不做寿衣，就地埋在他原住过的一个土窑里，并事先刻制了一块石碑，上写“李庶琨藏骨处”。并写了挽联：“朽骨归墟万念寂，灵魂侧帝一言无。”故后其亲属遵嘱未用棺材，未做寿衣，葬于万泉山下。纵观仲美先生，学富五车，性情耿直，为人洒脱，厌富济贫，仗义疏财，实乃情操高洁的传奇侠士，其美名千里伏牛皆碑，万年洛水弹唱。
卢氏县农民围城暴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豫西农民武装反抗军阀势力的第一次伟大壮举。胡华所著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写道：“河南卢氏县的农民曾经为反对军阀拉夫派款，而被逼举行了三次围城暴动。”卢氏县农民围城暴动载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大事记》，表明了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卢氏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和卢氏县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特把围城指挥部旧址修缮后开办了三次围城斗争展示室，让人民铭记这段光辉历史。
（白旭东 雷燕）
